星空体育app下载【编者的线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即“循环经济”概念首次写入国家文件算起，中国的循环经济已走过20年。

　　这20年来，在推动循环经济的制度与机制、技术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土地与空间利用等各类创新的路上，有诸多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企业家和工程师等，不断进行着思考、讨论与实践。

　　我们借助他们的讲述，梳理了过往20年中国循环经济的经验和成果，希望推动讨论与化解行动中的障碍，拓宽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钱易先生是无锡钱氏后人，“一门六院士”传为佳话。对于我们的采访请求，她很快回信应允。我们后来意识到，提纲叙述的内容，令她重新记起当年为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工作而不遗余力奔走的时刻。因为，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那些时刻是闪闪发光的。大家专注做好一件事，思维是开放包容的，但在专业原则上是不迁就的。“不唯上，只为真”才是可持续的创新和活力之源。作为中国著名的环境工程专家和环境教育家，钱易还见证了1992年联合国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宣言的发布，自此走上推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道路。无论作为中国国家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还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她都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而这一精神和品格还在继续传承。以下是钱易先生的讲述。

　　我原来给自己选的专业就是要当老师。因为我的母亲是老师，两个姨妈、两个舅父都是老师，我父亲是老师，好多叔叔伯伯也是老师。我从小就觉得做老师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本来我在苏州女子师范附中读书，毕业出来不就当老师了嘛。但我在苏州读书时，对演戏、唱歌、跳舞有着强烈兴趣，居然不太听母亲的话，在苏州文联下一个民间文艺团体“演剧研究社”待了一年多。不过，一次考核性的汇演之后，一批人被淘汰，去做别的工作，其中就包括我。我被分配到位于无锡的苏南文教处工作。当时，我以为一辈子就做这个工作了。谁知不到一年，大学宣布扩大招生，各单位挑选一些学历相当的年轻人去考试。这样，我才有了考大学的机会。

　　我高中没有完全上满，但属于调干生，要求没那么严格，我就考上了。1952年被分配到上海的同济大学。当时，我对大学专业也根本不懂。我完全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切听党的话。同济大学把我分到给水排水专业。学了这个专业后，我感到非常满意。为城市供给卫生的饮用水，不让污水污染环境，这很有意义。

　　1983年，从美国回来的钱易（右一）常为外国专家的演讲做翻译，讲者为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前主席鲍尔先生（左一）。本文资料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1981年，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认识了许多不同的老师。有一位农学院的老师，给我很大的启发。他把污水处理跟农业用水联系起来。污水里有氮、磷、钾，这些东西随便排放，就是污染，但如果好好利用，就是营养。另外，已经有人开始认识到，排放的污泥会造成污染，但经厌氧发酵后产生沼气，就是能源。我很受启发，就主动去向他们请教。钱易在康奈尔大学的峡⾕旁，为节约理发费用，头发留得很长。

　　这期间，也认识了其他院校的人。通过他们，我了解到，美国已经开始在搞所谓清洁生产了。“清洁生产”的概念比“循环经济”更早，主要包括几个目标：一是改革生产工艺，努力节约资源；二是尽量要少排污，防止污染环境；三是想办法利用废弃物、利用资源。

　　访学结束之后，我回到中国。当时已经改革开放，来自外国的消息越来越多，相关的概念和讨论也传入国内。我们算是比较早在国内提出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一批人。

　　1992年，我接到邀请，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去开一个学术会议。学术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我们被通知，要去旁听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来才知道，联合国大会希望有一些科技界、文化界的人士参加，所以一共有三个学术研讨会，都是配合联合国大会召开的。

　　我们去旁听的是联合国大会的闭幕式。就是在这个闭幕式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次宣布。我第一次听说“可持续发展”，一下子就觉得打开了心窍。联合国大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讲得很有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概念好极了，一下子就觉悟了。

　　我从巴西回国之后，认真学习了联合国大会的很多资料，越来越觉得，我们有责任传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向清华大学提出开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公共课的建议，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1998年，课程正式开设。这门课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都有选修这门课的。学校为我们选了最大的可容纳400人的教室。1998年至今，已经上了26年，这门课还很受欢迎，学生很有收获，教师也很高兴。本来是我一个人上，后来我年纪大了，学院安排几位年轻老师与我分担，课程一共是8堂课16个小时，现在我只上1个小时了。这门课有很多学生抢着报名，却因座位不够而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每年我都会收到学生来信，问我能不能帮忙，希望得到听课的机会。

　　每学期最后一堂课，是学生们进行总结报告的时间。很多学生都会踊跃报名，选中的学生自己挑选报告题目，做了充分准备。他们的演讲题目非常多样，都与实际的环境问题有关；他们演讲的内容很丰富，有资料、有观点、还有建议。我每次都会去听这堂课，而且再三告诉同学们，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

　　我还有幸参加了几项工作。1993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简称国合会，其中一半是中国委员，一半是外国委员，来自不同国家，我也被选为一名委员。委员会研究主题是环境和发展。整个委员会分为七个组，有工业方面的、农业方面的，等等。我当时参加的是科学技术组，组长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地理学家孙鸿烈。在科学技术组里，我就常谈到，要研究推进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孙鸿烈是搞地质的，对西藏的地形地貌很熟，爬过很多次大山。对自己不熟悉的新鲜事物，他也挺能接受。我们每年开几次会，最后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通过后要送到国务院。当时国合会是国务院领导的，国合会的会长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在科学技术组中，我关于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意见都提上去了。其中还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在国合会成立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工作组，这个建议还线年，钱易（居中）与太原市委书记和市长交谈清洁生产项目。

　　国合会第二届（1997—2002年）成立了“清洁生产工作组”，我被安排担任组长。工作组包括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都对推进清洁生产工作充满了热情，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山西省太原市，我们向市委书记、市长介绍了清洁生产，提醒山西有大量煤矿开采和加工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推进清洁生产一定能够帮助解决这个大问题。太原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还在太原专门开了一次大力推动清洁生产的大会。

　　在国合会第三届期间（2002—2003年），工作组名称改为“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工作组”。由于清洁生产主要关注的是工业的生产过程，目标是要做到工厂原料、生产工艺、加工过程、机械设备等各方面的清洁，最后的产品也要做到清洁。而循环经济的范围就更大。比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就要注意节约资源；而在资源利用过程中，也需要在不同类型的工业中间搞循环，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还要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在不同的工厂中实现资源多次利用。因此，循环经济的内容更多，涉及的技术更广，应该说，是更高一层的。

　　在国合会工作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好的机会，来推广应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先进理念，为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做贡献，感到非常幸福。我们向上可以作为专家提出意见，还有哪些不足，可以怎么做，该怎么发展，等等；到地方上可以介绍国合会的工作，地方认为要做循环经济，就请我们帮忙推广。一定要把有关的部门都动员起来。那个时候，组里的人都一心一意要做循环经济，这是让我觉得最愉快的。

　　有一次，我们国合会在深圳召开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旅馆里贴了开会的广告。坐电梯时，我听到有人在电梯里议论，“清洁生产，还需要开研讨会？打扫卫生还需要研讨？”我在电梯里来不及跟他们解释。但我也认识到，我们一定要加强传播，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清洁生产、循环经济。

　　因为是无党派人士，是统战部的工作对象，我曾被吸收在北京市政协做了几年政协委员，而后又把我安排到全国人大当代表。后来，全国人大成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我又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使我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参加了很多有关立法和执法检查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两部法律的立法工作，以及到各地去检查法律的执行。这又使我了解了很多地方的实际工作情况。

　　国合会和人大环资委的工作，都使我从事的工作有了很多改变及进步，我从工作中学习到很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值得记下的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人大环资委的主任是我人生中遇到的一位好领导、好老师。他是南京大学气象学专业毕业的。他毕业时，正好西藏自治区来向南京大学要个气象专业的毕业生。他就挺身而出，在西藏呆了二三十年，从气象员到气象所的所长，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书记，工作做得很好。他的孩子都在西藏长大，很不容易。他做过建设部副部长，之后去宁夏先后任自治区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最后在人大环资委工作。

　　谦虚到什么程度？他很重视环境，但认为自己专业不是搞环境的，每次讨论环境问题时，总要点我们几个搞环境的人的名字，先让我们说，别的人发表意见后，又要回过头问我们觉得怎么样。后来，我就习惯了在他主持的会上发言，也常常对他提出一些建议。钱易1993年起担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2003年起担任副主任。上海召开循环经济论坛时，钱易与主任和钱伟长教授（左一）一起在主席台上。

　　人大环资委做执法检查，其中也有好多比较为难的事儿。地方上有的人会对付检查。比如，知道要来检查，今天就不排污水。我们有一次到江苏某城，白天看到工厂污水经过处理，排出去都比较干净。但晚上来了电话，打给主任，说明天可以再派三个人，到这个工厂看一下。电话里没具体说什么问题，只说不要派年纪大的，派一些年轻的，也不要事先跟工厂打招呼，自己进去看看。第二天，主任派了三个年轻人去那儿看，发现污水厂停掉了，污水直接向外流。最后我们的报告里，这些都写了上去。这件事对我的教育也很大。

　　我们曾经一起考察过三峡工程。那时水库建设已经接近完成，听说将要开闸引进上游的水了。当时我很着急，因为跟我们合作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做了一项关于长江的水资源与三峡水库建设的调查。我从中了解到，三峡上游的水并没有处理干净。我就提出，如果三峡马上放水，上游的污水就会存入三峡水库，水库的水会污染下游诸多城市的河流，所以现在要很小心，不能马上放水。

　　我特别感谢。这些意见我都是跟他说的，我还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他看了以后特别重视，居然以他的名义写了意见书，提交国务院。领导就很重视，说要进行调查。

　　2004年10月，全国人大环资委赴三峡考察并在船上开会，照片记下了美景和友谊。右二为钱易。

　　后来说，我们去三峡上游调查一次，再给国务院补充点资料。我当然参加了，是调查组的领导。从重庆开始一直到三峡水库，一路看了排水管道、污水处理厂等情况。我们看到，计划建设的污水厂只建了一座，还有两座建了一半，更多的大概有五座还没动。已建的那座还没有运行。后来，我们还看了很多小河的水，测定结果都是污染很厉害。我们就写报告，建议晚一些通水，先做好上游水污染的治理。

　　我们的意见书，得到了国务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的重视。污水厂的建设力度加强了，也投入运行管理了。这件事使我对既佩服、又尊敬，他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一位好榜样。

　　七五计划期间，钱易作为项目负责人与13个单位合作完成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高浓度有机废 水的处理技术”，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鉴定会应在1991年，钱易时年55岁。

　　中国工程院建立以来，曾经组织院士们进行了很多咨询项目，为国家出谋划策。我参加了好几个由水利部老部长钱正英领导的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项目。水资源项目涉及面比较大。我们总结，水有三大问题：水太多，发生洪涝灾害；水太少，水资源不够；水太脏，污染物排放，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必须要让水资源得到可持续管理，做好保护和利用。

　　参加咨询项目的，有从事水利工程工作的，还有地质勘探专业的，以及工业、农业和城市建设的，当然也包括我们环境工程的。这表明，咨询项目研究的范围十分宽广，研究内容十分深入。所以，参加钱正英主持的咨询项目，我得到了很多教育。而且，她为人的特点是：说话非常直率，最终目标是追求真理。这不仅使咨询项目的结论十分完善，也使咨询组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我们俩都姓钱，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曾经争论过好几次。争论点在哪里呢？主要是在讨论最后向国务院的建议时。有几次对国务院的建议中，没有提及必须加强水污染控制。我就建议，一定要加一条。开始钱正英不太赞成。有一次她说了好几次不赞成的话，我反复提了好几次意见，所以就有点矛盾了。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的汤鸿霄，是我的学长，也是咨询项目的参加人。他遇到这种情况有点为难。钱正英是他的前辈，我是他的好朋友。有一次汤鸿霄劝我：你不要再与钱正英对立了，我很佩服她。我说：我也很佩服，而且很喜欢在这里工作，但这一条我是不能让步的。

　　后来，汤鸿霄做了一些缓和我们关系的工作，我们两人又多谈了几次，钱正英对环保也越来越重视。这使我越来越佩服她。她重视环保到什么程度？居然有一次她来问我，你能送我两本你写的关于水污染防治、水处理的书吗？这把我吓一跳，我想她年纪这么大了，管这么多的事儿，居然还想看我们的业务书。我当然说有，赶紧送给她两本我的书。她拿去以后，没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来问书里写的水处理的具体技术，电话里跟我谈半天。我知道她在认真读。这使我又感动又佩服，她真是一位尊重知识、坚持真理的好领导。

　　钱正英还说过一句话使我感动不已。我刚才提到的“水太多，水太少，水太脏”三大问题，最初是建设部的邵益生提出的。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学问、有观点。钱正英和我都很欣赏他的提法。但钱正英后来还说了一句更有意义的话。她说: “在水太多，水太少，水太脏三大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水太脏，是污染的问题。因为水污染是灾难，水越多灾难就越大，水少了水污染的灾难就更严重了。”她说的话，使我不能不感动。

　　当时社会上也有不同意见，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发展和治理同步”。钱正英原先觉得水污染是次要的，西方也是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已经很发达，再来注意清洁生产，而我们还处在落后赶超的阶段。但之后，她对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说得那么透彻，说明她是在不断学习和认真思考。

　　后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工程院有一位喜欢照相的院士，他看着我跟钱正英每次开完会都要聊会儿天，聊得很开心，面对面都在笑，就给我俩照了一张相，还在照片下题了字“两钱胜千金”。这张照片还用在了工程院的院士摄影作品展里。

　　我深刻地体会到，工程院的咨询项目，对我教育太大了，不光是在业务上，还有在为人上。钱正英这样的为人，就是非常直率，怎么想的就会怎么说；同时也非常谦虚，经过思考后会改变看法，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钱易1991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1997年和2001年两次获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颁发的奖状。

　　刚才讲到1992年受到联合国大会的影响，我建议清华大学要加上一门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门课到现在还在进行，报名的同学很多，学生的反响也很好。我现在还想说说清华大学做的另一件事。

　　这件事是，当时我还建议清华大学着手“生态清华园”的建设工作。非常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系的领导很重视这两条建议，马上跟学校汇报，经过讨论，两条建议都被接受了。只是大家建议，把“生态清华园”建设改为“绿色大学”建设。我也觉得很好。

　　201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为钱易颁发清华大学绿色大学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聘书。

　　绿色大学建设也是1998年正式启动的，现在已取得了很多骄人成绩。清华大学的领导，十分重视绿色大学的建设工作，成立了绿色大学办公室，还指定了一位副校长领导这项工作。

　　绿色大学的工作分为绿色教育、绿色科技、绿色校园三大领域。也就是说，既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生活工作的环境，又要加强对绿色科技的研究开发，还要加强对不同专业的绿色教育。

　　所谓绿色教育，不光是要做好环境学院的教学工作，而是要在各个院系都推广绿色教育。现在清华大学的不同院系，都开设了很多绿色课程，如建筑学的江亿老师开设了绿色建筑的课程，内容包括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材料等。他还在进行绿色建筑的科学研究。化工学院的金涌老师进行绿色化工的科研和教学，就是进行化工工程时，一定要采用绿色材料，生产过程也必须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产品也要是绿色的，总之全周期都要绿色的。

　　机械工程方面，清华大学机械学院已经开设了再制造（Remanufacture）的课程，即尽量再次利用从旧机械拆下来的零部件，老师们也在研究再制造的新技术。

　　清华大学关注环境和绿色的不同专业的老师，互相熟悉了，就一起开了一门新课：“生态文明十五讲”。由来自不同院系的十五位老师，每人讲一堂课。哲学系的讲生态文明的本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历史系的讲不同国家关注生态文明的历史，比如中国很早就讲“天人合一”，其他国家也有很多说法。不同教师的讲课，使课程内容更丰富了，让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也就更清楚了。我觉得非常受益。

　　绿色科研方面也有很多开拓。如金涌老师团队，除了在之前所讲的绿色化工之外，还开展了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工作。以此促进少用农药，不用农药。

　　在建设绿色校园方面，清华大学也做了很多工作，除了种植很多树木以外，还利用校园里的绿树进行生态教育，使师生们都热爱校园，保护校园。

　　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清华大学绿色大学办公室还开展了碳中和规划工作，这既是对人类生存环境所面临威胁的正面应对，也是清华人热爱地球、为保护地球作贡献的高尚精神表现。

　　钱易（台上左三）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工作组组长期间，主持循环经济国际研讨会（2003年)。

　　最近，我又从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王建龙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接触到很多新成就。他原来是化工专业的博士，曾在环境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后来调到核能院工作。现在，他把学到的新技能用于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并使污染物变成了资源，在很多地方的不同工业中取得了应用。我佩服他深刻认识到，我们进行科研的目的不能只是发表论文，而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他在工作中，还做到了使产生污染的企业管理者和主管污染企业的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都关心环保、齐心协力地解决污染问题，促进新技术的应用。他的作为，是我十分崇敬的落实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榜样。

　　2010年，钱易受邀进行专场讲座，与研究生谈学术人生，之后与时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杜鹏飞（右一）合影。

　　虽然在推进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中国和世界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这需要努力发展新科技、加强对所有地球人的教育、对不同耗能单位和人士做好行为管理，才能达到目标。

　　例如，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不能只在大学进行，应该从小学开始，覆盖中学、大学，还要进行面向社会各类人士的公共教育。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每个人、也是人人有责的重大战略，必须由所有地球人共同承担起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责任。为了确保地球和人类光明美好的前途，人类必须坚持努力。